华水井


　　古人将优质井水视为一味药，这便是本草书上所说的井华水或叫井花水。此井之水清凉，经一夜沉淀去除杂质，清早喝它一碗，沁人人心脾，有利于清理肠胃，降低血脂，调节身体机能。显健身美容功效，据传女子连服七日就会变得花容月貌，男儿连饮四天自然显得英俊潇洒。故附近村民每于五月初五或七月初七，纷纷前来此井汲水，用埕子装满，密封保存作药用，民间称之为能医百病的“圣水”。又传说邬家一女佣手肘为百尺虫（蜈蚣）撒尿所伤，顿时肿痛不已，主人遂令家仆挖此井底青坭为她敷上，果然肿痛逐渐消散。据说邬福至堂颇负盛名的“半边消”膏药，初始亦是用此井之水熬药出来的，好水好方熬出好膏药，中国传统医药接受了井的赠予，至于它的奇妙故事就让我们将它看作传说吧！
 
余荫山房“文革”历险记

　　有人说，余荫山房由于地处偏僻，因此成为四大名园中保存原貌最好的一个。对此观点，笔者并不苟同，诚然山房始建之初，确实地处偏僻，但随着流星岁月，物换星移，山房一带早在民国时期就已成为南村村居林立、人口密集的地区了，何况广东四大名园中，个别园林亦像余荫山房一样,，地处村边，始建时同样偏僻，但也不像山房那样基本保存原貌，始终逃不过人为破坏的厄运。

　　余荫山房是怎样逃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的。笔者最近采访了曾在南村公社（以余荫山房为驻地）工作了十八年的罗浩泉先生。据罗浩泉先生介绍，解放初期，番禺县人民政府派工作组进驻南村，组建地方政权。按照当时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对作为南村十大主（十大地主富豪）之一邬庆桂家族财产的余荫山房予以没收，用作地方政府番禺县第五区公所的办公场所。善言邬公祠先后用作贲南中学和番禺县二中校址。番禺二中迁往沙湾后，善言邬公祠收为区公所办公用地，部份房产用作南村供销社仓库。在“三面红旗”风起云涌的一九五八年，番禺县第五区公所易名为番禺县南村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地址仍设在余荫山房及善言邬公祠。余荫山房长期用作政府办公用地，这就比起某些名胜古迹用作工厂、仓库、民居等优胜一筹。政府工作人员思想素质、文化意识都比较好， 有这样优美的园林环境作办公场所，大家都非常珍惜。公社还于1959年出资对山房进行过一次大范围小规模的维修保养，使得余荫山房减少了人为破坏的因素。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对“封、资、修”的思想、意识形态开展大批判。“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这时南村地区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相继出现了多支红卫兵队伍。他们四出寻找“四旧”，凡是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他们都毫不留情地加以破坏，锋芒直指余荫山房。

　　1968年番禺南村公社管理委员会易名为公社革命委员会。是年8月的某天上午，一支以南村地区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人数有四、五十人之众，有些人手持铁枝、铁锤，高喊着“破旧立新”，“打倒走资派”等口号，气势凶凶直闯余荫山房。其中一名汉子挥起铁锤，不由分说地对着善言邬门口南侧的石鼓发动猛烈锤击，石鼓应声折断落地（此后石鼓散落在南村农机厂用作茶桌，重修时才寻回）。此人仍不肯罢休，接着又击碎了石趸的石雕图案（现仍留有破损痕迹）。嘈杂声锤击声震惊了公社内的全体干部。大多数干部都能站出来同红卫兵说理，极力劝阻和制止他们这一蓄意毁坏公共财产的错误行为。最今人感动的是，当时被戴上“公社第一号走资派”帽子，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戴启添同志，其时他已“靠边站”，正在社内写“思想拈查交待”中，面对红卫兵对余荫山房的冲击，尽管身处逆境，仍不顾个人安危，忍受着红卫兵指手划脚的辱骂，以极大的耐心和勇气劝阻红卫兵不要破坏前人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在公社干部的努力劝阻下，终于使红卫兵的冲动情绪和过激行为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进一步的破坏行为。但他们仍不离去，继续进入余荫山房庭园，所到之处，凡是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都用墨汁打上“╳”记号（至今仍留有墨迹）。临走时向公社领导发出通牒，限期公社在三天内自行将打上“╳”记号的四旧物品清理拆除，否则后果自负云云，旋即趾高气扬地离去。
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冯云平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想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就会毁于一旦。遂于当日下午主持召开公社全体干部会议，专题研究保护余荫山房的措施。冯云平同志作为公社革命派代表人物，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与被戴上“走资派”帽子的戴启添同志有着共同的认识，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这是难能可贵的，会议决定采取如下保护措施：

　　（1）用淡泊灰砂浆复盖。凡石刻、大木柱雕刻的字体图案都复盖，如正门石刻“余荫山房”四字和祠堂门前两侧墙壁均扫上白灰水，写上毛主席语录及“忠”字，使其面貌符合“立新”气氛。对园内木刻名联“余地三弓红雨足，荫天一角绿云深”用砂浆复盖后，再用金漆写上毛主席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经过改头换面，原园主邬彬所撰、名家陈允恭所书的名联才得以保存下来。

　　（2）对贵重的木雕工艺品，如玲珑水榭内“百鸟归巢”大挂落、深柳堂内“松鹤迎年”“松鼠葡萄”大花罩和八幅清代名家书法作品的紫檀木雕以及卧瓢庐内的满州窗格等全部用报纸双面密封，再贴上颜色蜡纸并写上“宿舍重地，非请勿进”标语，想方设法优做好文物保护。

　　（3）当时负责贫下中农协会工作的苏维高同志留守公社机关的时间比较多。公社便指定他多做红卫兵领导和骨干的思想转化工作，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做好两手准备，一旦思想转化工作无效，苏维高同志就马上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会员共同起来阻止破坏行动，保护余荫山房。

　　当然公社干部队伍内部亦不免有个别人同情红卫兵行动的，但眼看大多数干部都同心同德地保护公共财物，因而亦不敢轻举莽动。由于余荫山房在相当长的时期用作公社（镇）机关用地，以至在这里工作过的干部都对余荫山房有着深厚的思想感情。在南村镇政府撤出余荫山房时，罗浩泉同志还无限深情地将八幅清代名家书法作品用宣纸拓好收藏至今，以防万一遭到破坏，日后修复亦有所根据。罗浩泉同志在撤出时，还摘取一枝炮仗花回家扦插，如今炮仗花粗壮如棍、枝繁叶茂、满屋生辉。

　　事实告诉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没有戴启添，冯云平、苏维高等一大批志士仁人的挺身而出，余荫山房的命运，那是不堪设想的。今天人们在谈论余荫山房为何能基本保持原貌的时候，特别是听过余荫山房“文革”历险的故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对他们肃然起敬。